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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入山抢救灾民,在这场对越自卫还击战中

quot;90后quot;小战士连续3天3夜带病背病员 晕倒山路 未知 2008-05-21
15:16:09来源:

1979年2月17日清晨6时,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前线战斗异常激烈,不断有伤员送下来。前线指挥部根据战场需要,命令野战医院到离前线20公里处一个小村庄里驻扎,要以最快的速度开设临时野战医院,其战地职能是伤员的中转站。从前线下来的伤员,经过临时野战医院紧急救治,待伤情稳定,再视情况转送到各个不同的后方部队医院。
  野战医院的手术室是全院战地抢救工作的重中之重,许多生命垂危的伤员在无影灯下获得新生,术后起死回生。
  手术室王主任,1949年参军,身高1.75米,身材魁悟,黑黑的脸庞透着坚毅,曾参加过抗美援朝与解放一江山岛战斗,是位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老军人,外科技术全面、遇事冷静、能独立面对突发事件的出色指挥官。
  手术室马护士长,娇小玲珑。别看她身高只有1.55米,干起活来却是风风火火,绝不拉于男兵之下,手下十来名护士都很敬佩她。她是整个手术室的主心骨,有她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所有大小事情都由她全面协调,连主任都听护士长的。在这场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手术室从未参加过战争的战士,经历了不小的考验。开战的第一天,就有了让手术室的姑娘们永远无法忘记的惊心动魄一幕。
  记得2月17日开战这天,天刚蒙蒙亮,我军密集的炮火射向越军阵地,一阵阵炮声传来,震的耳膜都生痛。战地医院离前线太近了,我们的炮能打过去,越军的炮也能打过来,实在是太危险了。在这个时候,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们顾不了这么多,他们心里只想着如何救护伤员。每个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绝不能让死神夺走我们伤员战友的生命。
  在当地大队干部的帮助下,临时野战医院的帐蓬支在了大队办公室的空地上。开阔的水泥地,是乡亲们的晒谷场。这里背靠后山,四周被芭蕉林怀抱。大队部门前紧靠公路,便于伤员运输。大队办公室成了野战医院指挥部,平整的地面就得拉开,手术室被安排在大队部最大的会议室内。刚拉好帐蓬,就有伤员抬进来。这是在高平打穿插的战士,身中越军五枪,从外形看腹部的一枪是致命的,需要立即进行腹部探查术,其余四枪,三枪在下肢,一枪在左肩膀,万幸的事没有打到肺部。这位伤员抬进来的时候真吓人,可以用血人来形容,军装上下全是血,下肢军裤被撕成一片片的,中枪的右腿血肉模糊,脸上皮肤像涂上了一层黄黄的泥浆,只露出的二只眼睛在动,表明人还活着。姑娘们把伤员刚抬上了手术台,就听到伤员大叫到:“军医快给我治好!我还要上前线,我的战友牺牲在战场上,我要替他报仇。”听到这里,主刀王主任与护士小琴眼眶里含着泪水:都伤成这样了,还想着为战友报仇。麻醉军医刘全麻醉罩停在了半空中,王主任对伤员说:“放心,我们会尽力的,我得先把你身上子弹拿出来,才能活下来去消灭敌人啊。”王主任向麻醉军医刘全点了下头,伤员只见一个绿绿的口罩伸向自己的鼻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手术进行了二个小时,五颗带血的子弹全部取出。幸运的是,伤员腹部的子弹没有穿透到背部,被卡在腹肌间没有伤极内脏,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最后的缝合由助手洪军医执行的,洪军医是工农兵大学生,个子不高只有1.68米,小小的眼晴特别有神,透着一种机灵。他原来是海岛部队卫生员,由于表现突出被推荐上了二军大。初中都没毕业的他,学习非常的刻苦,在二军大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野战医院老院长直接从二军大给挖到外科当军医。他不负重望,很快成为外科独挡一面的主力军,与王主任被称为外科的黄金搭档。
  护士小琴是入伍十年的老护士了,圆圆的脸蛋,一双会说话的大眼晴特别讨人喜欢。她工作仔细,动作麻利,护士长一般都把最重要的手术安排她来做。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小琴手脚麻利地数着这次手术沾满鲜血的纱布块,消毒伤员缝合的创面,用消毒纱布给缝合伤口进行包扎。刚包扎到一半,只听到轰的一声,越军的一发炮弹击中了手术室,整个手术室给炸塌了,砖头直往手术台上掉。小琴见状,立即用一块消毒治疗巾盖在伤员腹部,小琴与王主任合力把伤员抬下手术台,想把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又听到轰的一声,砖头乱飞,王主任的大腿被炸飞的砖头击中,鲜红的鲜血沿着大腿流了下来。“主任,你负伤了。”小琴带着哭腔叫道,护士长立马带着急救包想跑过来。“别过来,这里危险!”王主任大叫道:“把急救包扔过来!”护士长使出吃奶的力气,将急救包向王主任扔了过来。急救包在离王主任一米远的地方落下,小琴机警地爬过去拿过急救包。万幸,王主任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小琴为王主任的大腿消毒好创面,包扎好伤口,告诉护士长王主任没事。护士长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她知道,王主任是手术室的顶梁柱,受伤了无人能替代。
  继续呆在大队办公室是不安全了,很有可能越军的炮火还会再打过来,得赶快转移离开这里。战士们刚转移到芭蕉林,越军的炮火一阵又一阵地打了过来,到处是尘土飞扬的黄土,根本看不见人影。很快,我军密集的炮火反射打过去,把越军的炮火给压了下来。
  王主任与马护士长意识到,大队办公室不是理想的救护点,得另外找个地方。正在这时,村长带着一帮乡亲赶来,帮助护士们把大队办公室里的医疗器械与手术床抢运出来了。马护士长心里很焦急,时间对伤员来说就是生命,得尽快恢复手术室,不能耽误抢救伤员的时间。可上哪里去找一个安全地方呢?无疑,山洞是最合适的,到那里去找呢?只有依靠当地老百姓了。
  王主任叫来了村长,询问村里有没有山洞。村长告诉说有,但山洞里堆满了村民们的香蕉,为了保鲜。这是村民们一年的收入,护士长当即决定买下乡亲们的香蕉,不能让村民蒙受损失。村长说什么也不肯收护士长的钱,说:“你们是为救伤员,乡亲们不能帮你们做些什么,更何况这香蕉也值不了多少钱。”马护士长说“我们是人民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你们不收钱我们要受处分的。”村长含泪收下了马护士长的钱后,带着战士们来到后山一个大山洞前。
  这时,乡亲们已自发来到洞口,忙着把洞内的一串串香蕉搬出山洞。村长说,放一部分香蕉在洞外,解放军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充饥,其余的香蕉给抬伤员的军工吃,他们一路抬伤员下来也够辛苦的了。
  村长叫来了电工,从村里拉来了根电线到山洞。护士长觉得不放心,万一线路被炸断怎么办?手术室是不能停电的,王主任当场向前线指挥部报告。很快,一台小型发电机被军用吉普车送到山洞。马护士长问村长,有没有大块塑料布,村长想了想说:“有一家准备娶媳妇的在装修,可能会有,我去看一下。”不一会,村长拿来了一圈塑料布,马护士长马上把钱要给村长,村长说:“我们村里已把这圈塑料布算作村里的用品了,属公家东西,公对公不能收钱。”执意不肯收马护士长的钱,马护士长只能作罢。
  有了这圈塑料布,解决了大问题。手术台顶上有了塑料布遮挡,灰尘就不会掉到伤口里了。刚安排妥当二台手术床,很快就抬进来二个伤员,一台是截肢术,一台是开颅取弹术。二台手术同时进行,整个山洞出奇的静,只听到递上止血钳的沙沙声。突然,一声巨响,外面炮火连天,手术室无影灯灯灭了,马护士长的担心成为了现实。好在备用的小型发电机发挥了作用,在突突的发电机叫声中,无影灯重新亮了起来,手术继续进行。二个小时后,截肢手术圆满完成,伤员被抬下手术床。而开颅取弹术进行的并不顺利,由于伤员出血较多,血压一度下降,伤员急需要输血,可这个时候到哪去拿现成的血呢?到南宁血站最快来回得一个小时。护士小琴说:“抽我的,我是0型血型,什么血型血都能用。”马护士长说:“这怎么行?你在洗手呢。”小琴着急地说:“护士长别争了,救伤员要紧。”马护士长只好安排陈护士来顶贴小琴。很幸运,小琴与伤员凝血试验合格,没有溶血,可以输血。小琴腕起手臂,麻醉军医刘全抽了三百CC鲜血。小琴的0型血随着输液管缓缓流入伤员体内,伤员苍白的脸上渐渐的有了血色,血压也在缓慢的回升。这台手术整整做了三个小时,取出伤员颅内三块弹片。主刀邵军医不禁对伤员肃然起敬,伤成这样还在英勇杀敌,要不是战友在炮火中强拉下火线,再耽误些时间很有可能就牺牲在战场。
  邵军医是四军大66年毕业的颅脑外科专家,山东大汉,浓眉大眼,身村高大,在整个南京军区都是数得上的一块牌子。在手术台做手术,往往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这次野战医院能上前线,很大因素是因为野战医院需要颅脑外科专家,少不了这种外科手术。这台开颅取弹术非常成功,切口也做的非常漂亮,以后头发长出来后基本看不到伤口。
  越军的炮火时不时在洞口爆炸,接送伤员只能选择我军攻击越军阵地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越军的炮火成了哑巴,洞口才安全。越军炮火封锁洞口的时,饿的时候就吃放在洞口的香蕉,扺挡一阵。炊事班送饭到洞内,往往是伤员送来的时候,等到手术结束再吃已是冷饭冷菜,但总比没得吃好。尽管这样艰苦,大家没有一句怨言,仍然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抢救伤员的工作中去。手术室的无影灯始终为伤员亮着。
  1979年3月,战争到了最后攻坚阶段。攻打凉山时,山洞里的手术室安全了不少,越军已再无力向我军开炮。但我军受枪伤取子弹的伤员增加了许多,一台手术这里还没做好,又抬进来了等待手术取子弹的伤员。洗手护士已满足不了需要了,马护士长就及时安排巡回护士顶上,一个巡回护士要管好几台手术,马护士长自己也顶替当上巡回护士。手术床不够,护士长就向村民借木板床抬进来代替手术床,主刀军医取好子弹,就赶着下一台手术,伤口缝合就交给洗手护士了。洗手护士一台手术做完来不及洗手,取下带血的手套换上消毒手套继续下一台手术。手术军医也是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连轴转。大家只有一个共同心愿,尽量抢救伤员,减少伤员继续出血而危及生命,不让伤员牺牲在手术台上,挽救伤员的生命。马护士长更是忙碌,全手术室工作全靠她协调,消毒纱布要补了、生理盐水没有了、无菌手套接不上了、无菌治疗巾不够了……她像救火一样地一件件地去落实补充。手术室的工作就在马护士长的安排下,有条不紊进行着。一天为20个伤员做手术,等到最后一个伤员最后一针缝合好以后,小琴瘫倒在手术台前。大家实在太累了,伤员运送完后没有一个走出山洞,而是和衣找个地方睡着了。
  1979年3月5日,我军占领了凉山。综合国外形势,邓小平宣布撤军。消息传到山洞,整个手术室沸腾了,大家和伤员高兴地流下了兴奋的眼泪,我们胜利了!
  战后,手术室荣获集体三等功,马护士长与王主任荣获个人三等功。送走最后一批伤员,野战医院要班师回营了,村长带村里乡亲们来送行着,马护士长紧握着村长的手说:“我们这次抢救伤员你们帮了不少忙,出了不少力,我们感谢乡亲们,有了你们做我们的坚强后盾,什么样的敌人我们都能战胜。”村长哽咽握着马护士长手说:“乡亲们感谢子弟兵啊!有了你们我们才会有安全,你们没来的时候,越南人天天来破坏,孩子们不能正常上课,我们下地劳动时不停地打枪打炮,不给我们过安生日子,你们惩罚好啊!这样越南人就老实了,我们真舍不得你们走啊。”
  临别时,大家含泪挥手与村民告别。山洞里的日日夜夜、战场上的无影灯、抢救过的伤员、帮助过的乡亲们、牺牲在南疆的战友们……
  仍在战地医院那些姑娘的脑海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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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 9时
28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设在绵阳安县的抗震救灾医疗救护中心进行了一台紧急手术。成都军区某装甲部队士兵严情勇年仅18岁,带病在山区背送病员三天三夜后晕倒。主刀的两位主任大吃一惊,就差一点点,这个年轻战士的生命就不保了。

静谧的林卡

昨天上午,长征医院护理部总长杨亚娟更是将这位小战士认作干儿子,希望自己只比他小三天的女儿能向这位小哥哥学习。

■裘山山

连续入山抢救灾民

我先后三次到过原解放军第八医院。那时,我们口头上都称它为八医院。如果说日喀则是海拔最高的边防军分区,那么八医院就是当时全军海拔最高的医院了。当年部队进驻日喀则,医院就是几顶帐篷,后来修了土坯房。门诊部、住院部、办公区以及医护人员的宿舍,全是土坯房。黄黄的一片,与四周光秃秃的山浑然一体。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医院才搬进水泥楼房。

安县的高川镇被发现道路毁坏,灾民无法出来后,指挥部立即调配昆明的一支陆军抢险部队赶赴现场,下死命令,要求尽力营救灾民。这个满脸稚气的年轻士兵说,他15日晨抵达高川镇抢险。高川镇整条山路都毁了,坍方的泥石流从高川镇所在的山脚下延伸到村民聚居的山顶处,单程需要7至8个小时。战士们采用接力的办法。严情勇负责的一段山路,背着食品爬上山需要两个半小时,背着伤员下山需要3小时,他一度连续往返20余趟,中间没有休息过。

我曾有幸两次去八医院采访,两次都住在土坯房里。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土坯房是里外两间,外面那间堆满了汽油桶。我整夜在汽油的熏陶下入睡,梦境因此而气味浓郁。土坯房很矮,关窗时我发现窗户坏了,关不上,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发怵。在那个房子里,我住了5天,采访了十几个女军人。

16日,他突然觉得腹痛,由于救灾任务重,他也没当会事,继续和战友们一起扛着包行进救援,第二天当他背着50公斤粮食进山时,阵痛加剧,像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肠子,异常难受,可他没有吭声,只是把腰带紧了紧,死死扎住痛处。

十多年后,我认识了一个在日喀则长大的孩子。她3岁进藏,随父亲辗转数地,少女时代就在八医院度过,如今已是个女少校了。我问女少校:“记忆里的八医院什么样?”她说:“一排排的土坯房和高大的杨树林。”我说:“我也是这样的,对这两点记忆尤甚。一想到八医院,就是三个色调:天湛蓝,树碧绿,房子焦黄。”

第三天,他背着一名老奶奶蹒跚着向山外行进,突然身子一歪,但他仍拼命用手撑住地面,将老奶奶轻轻放下,捂着肚子晕了过去。

我们说的那些树,是杨树。就在八医院住院部的旁边。我对树总是敏感,在采访中特意询问它们的来历,于是得知,这些树就是最早建设八医院的军人们种下的。几十年的岁月,已让它们成长为高大笔直的树汉子,粗壮、健美。虽然是冬季,也并没有呈现出被寒风肃杀的凄凉景象。白亮的树干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依旧朝气蓬勃。我非常喜欢它们,采访的空隙,总是在里面徜徉,呼吸着它们的清香。

晚一刻可能就没救了

在西藏,树林被称之为林卡。这片林卡,是四十多年前第18军的战士们栽下的。如今树已成林,栽树人却没有享受到它们的阴凉。一位老18军女战士、如今已经退休的女军医对我讲述了这片林卡的来历。“医院刚搬来时,这里蒿草遍地,乱石成堆,野狗窜没。我们顾不上这些,搭上帐篷就开始接收病号工作了。我记得有一次上夜班,我刚走出帐篷,一只野狐狸从我脚下窜过,吓得我把马灯都扔了。后来工作走上正轨,我们年轻人就开始憧憬未来。那时我们也谈恋爱,但连个说悄悄话的地方都找不到,每个帐篷住七八个人,外面又是一片荒凉。我们就开始栽树了。刨开乱石,填进泥土,小心地种下树苗。在西藏栽树是很不容易的,没有自来水,浇树的水全靠我们到雅鲁藏布江去挑。可浇下一桶水,哧溜一声就让干涸的乱石滩吸干了。我们的肩膀磨出了老茧,腰也挑弯了。第一年栽下的树苗只活了三分之一。但我们没有气馁,第二年又栽。我们想,要让这树林和我们的青春同步。一年又一年,这些树终于活下来了。西藏的树一旦成活,生命力是很强的,它们迅速地成长为一片树林。不过,等这片树成为林卡时,我的青春也早已过去。但每当我看到年轻人在里面开心地唱歌跳舞时,我心里就感到极大的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林卡伴随了我的青春,还将伴随许许多多军人的青春。后来,领导宣布我离休时,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想了半天,说:‘欢送会能不能在林卡里开?’领导同意了。散会后,我一个人穿着大衣走进了林卡。我忽然觉得天地间一下安静了,只留下我和那些美丽的白杨树。我想,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忘掉它们了。”

看到严情勇倒下,战友们立即围了过来,灾民拿出战士们背进山里的水,轻轻撒在他的头上,队长立即决定将其转到灾区医院。

这位女军医不愿让我写出她的名字,我只能尊重她的意愿。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她已回到了成都。很可能她每天就走在那些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中间,买菜、做饭。但她的心里,将永远想着西藏,想着那片静谧的林卡。

救护车疾驶,他被送进安县上海二军大长征医院的急救帐篷,普外科主任陈学运教授、江道政教授紧急为他会诊,由于疝气引起大网膜穿孔,小肠已流进阴囊造成肿大,变成了嵌顿性腹股沟疝,必须立即手术,否则肠坏死,危及生命。

也是在那次采访中,有一位叫陶秀英的女医生,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半个多世纪前就有女兵走进西藏的史事。陶医生不是第一批女兵,但却是第一批进藏的医护人员。她在日喀则度过了她的大半生,并且,她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在日喀则工作,一个在拉萨工作。她的孙子则在日喀则上学。她说,我们真的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是从她那里。

两位教授亲自主刀。一个小时后,小严的肠复位了,可是由于时间太久,大网膜已经坏死部分,只能切除,进行高位结扎。江教授说,手术很成功,对以后的生活不会有影响,这种病完全是因为过度劳累和负重造成的,肠子穿孔的疼痛非常人所能忍受,何况小严肠穿孔三天还在来回负重奔波,那是何等痛苦啊。

写到这儿,我忽然很惦记这位老军医,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她是否回到成都?是否健在?她的孩子们,还在高原吗?都好吗?

坚韧精神感动护士

那次对女军人的采访,让我深受教育:即对自己的生活知足。能够住在氧气充足的地方,能够每天看到儿女,是那些女人们最渴望的事情。对于这种幸福,我却浑然不觉。所以无论条件怎样艰苦,我都没停止采访。在最最难熬的日子里,我总是对自己说,别忘了你也是军人……

护士长王静华是一个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小严被推下手术台后,她带着护士们为他清理全身,更换衣物,看着他十个磨烂的脚趾和背脊上严重的压痕,还有为了止痛用武装带紧紧勒住腰部造成的紫痕,大家都哭了。这才多大的孩子啊!医疗队最小的护士是1985年出生的,可这个战士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这么小的年纪为了救人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大家为他换上全套干净的衣服,可是他太累,没有被惊醒。

1997年,我再到八医院时,是五月,景色与冬天有着很大的差别。阳光澄澈,连土坯房都色彩鲜艳。杨树林更是生机勃勃,在风中铺展着它们的美丽,树冠绿油油的,树干是灰白色的,漂亮极了。你走近看,会发现树干上还有很多“大眼睛”。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树结疤吗?不好听。但它们真的像眼睛一样。

看到记者要采访,王护士长拉着记者去看小严的行军背包,进入灾区时刚发的新背包,这时已看不出它本来的模样了,除尘土外,所有地方都磨了一遍,背包的盖子已被顶破,他们为了给灾民多送点物资,每天都拼命往里塞。

那次去八医院,是原西藏军区创作室的冉启培陪我去的。我自己住在医院里,他去了日喀则军分区,他在那边也有采访任务。小冉走时,给我介绍了一个护士,叫高静。我提出当晚跟高静一起值夜班,院里同意了。老实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想好写什么,只是有个大概的想法,想写西藏军人,男女都写,所以想体验一下女军人的生活。

护理总长:叫我军医妈妈

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事。

护理部总长杨亚娟,每隔10分钟都要用湿润的纱布轻轻沾湿小严干涩起泡的嘴唇,用母亲般的目光看着熟睡的小严。她说小严是幸运的,他坚强的意志和军人的使命救了他,肠穿孔这种突发疾病最忌讳的就是在发病时吃东西、喝水,小严的背囊里全是水和食品,可他愣是没有动,全部送进山里给灾民了,发病的这三天,小严几乎没有进食,这也为抢救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我经常进藏,并且经常在西藏部队采访,我的一位女友就委托了我一件事,她托我到西藏后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她少女时代暗恋过的男同学,后来他大学毕业后参军到了部队,然后到了西藏。这些年他们失去了联系。她很希望我能帮她打听到他的下落。可是除了他的名字、职业,她再没提供别的信息了。

杨总长说,小严的事震撼了大家,一线的战士们是那么可爱,值得敬佩。小严一醒来,她就要认这个贵州籍的小战士为干儿子,让他叫自己一声军医妈妈,也希望自己比小严小三天的女儿能和这位小哥哥结对,向他学习。

我当时想,怎么可能找到呢?西藏那么大,军人那么多,军医也那么多,我跑的地方却是有限的。所以答应归答应,我并没采取什么行动。这回从拉萨到山南,从山南到米林,又从米林返拉萨,再从拉萨到日喀则,一路走来,一点儿与之相关的信息我也没碰到。

向军人敬礼

那天晚上9点,我跟着外科护士高静去上夜班。高静是河北人,个子高高的,脸庞红扑扑的,健康开朗。她忙碌,我跟着看,抽空和她聊天。毕竟在西藏当护士,还是有很多常人没有的见识和经历。我挺有收获。

在救灾现场一封武警救援战士的家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爸爸从电视上看到你们年轻军人无所畏惧和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看到你们一张张脸上透露出的沉着

到了夜里,她刚闲下来,走廊上忽然传来一阵嘈杂。高静职业性地跳起来冲出门外,很快就没了人影。我也跟了出去,看见医护人员簇拥着一副担架进了急救室。过了一会儿高静跑回来对我说:“重伤员,要输血,我得去叫护士长。”我说:“我和你一起去。”我们俩拿上手电筒就往外跑。

天很黑。西藏的夜晚通常都有大月亮的,偏偏这天晚上没有。我和高静互相拉扯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出医院。路上高静告诉我,送来的是个小战士,施工时开挖土机,挖土机翻了。小战士想保机器没有跳下来,结果被压在了机器下面。晚上6点受伤后,一直昏迷到现在。我问:“为什么现在才送来?”高静说:“部队离这儿太远了,一百多公里的路,路况差,天黑还不能开快。”

护士长是个藏族人,家就在医院外面的一所藏民院子里。高静冲着院子叫护士长,最先回应她的是狗吠,接着灯亮了。高静说:“走吧,我们回去吧。”我说:“你不等护士长出来?”她说:“不用等,她会马上来的。她已经习惯了,经常被我们半夜叫醒。”果然,我们刚回到科里,护士长卓玛就来了。卓玛一来就上了等在那里的救护车,到附近的采血点采血去了。高静告诉我,他们医院每次输血时都是现去采集,因为没有好的贮存设备。医院为此在当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献血人群,以备急用。

回到病房,高静开始填写那个战士的住院资料。小战士才19岁。我问她:“谁送伤员来的?”高静说:“肯定是军医。”军医这个词触动了我,我说:“这军医叫什么名字啊?”高静说:“不知道。他们吃饭去了。”我暗想,不会那么巧吧?但既然遇见一个军医,总得问问,也许同一个行当的,容易了解情况。

过了很长时间,也没见人上护士办公室来。我惦记着那个受伤的小战士。高静说:“你可以上手术室去看看他。”我就上去了。手术室黑着灯,显然手术已经完成了。可伤员送到哪儿去了呢?我想找个人问一下,却四下无人。我一间一间病房找,终于在走廊尽头,发现一个亮着灯的房间。我走过去,一个护士正好出来,我问:“今晚送来的那个受伤的小战士呢?”护士说:“就在这儿。”我进去,见小战士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输血的、输氧的、导尿的。让人看着心悸,心痛。床边还趴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

我问护士:“脱离危险了吗?”护士说:“眼下生命危险倒是没有了,但很惨。”我说:“怎么,残疾了吗?”她说:“是的。”他才19岁啊,就在突然之间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他还能遭遇爱情吗?他的父母还有别的孩子吗?他醒来之后,发现这一切时,会是怎样的心境呢?我非常难过,心里堵得慌,不知说什么好。

这时,一个老兵走进来。我问他:“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老兵回答了我。我随口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某某的军医?”老兵朝着床边那个人努努嘴说:“他就是啊。”

“他就是?”我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瞠目结舌,吃惊地张大了嘴。老兵说:“对呀,他去年调到我们卫生队的。”

我真是万分惊讶,惊讶得有些心跳加速。这样巧合的事,是需要天意的。我毫不掩饰我的惊喜,我说:“太巧了,我就是想找他呢!”

老兵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我连忙主动介绍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和你们军医是同学,很多年没联系了,托我打听他,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老兵释然了,但并不和我一起惊喜,也许他觉得这很平常。他说:“那好吧,等会儿他醒了我就告诉他。”

“等他醒了?”意思是我现在还不能叫醒他?我不解。老兵说:“他太累了,刚才吃面的时候吃着吃着就睡着了,面都没吃完。让他再睡会儿吧。”这我相信,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军医始终没动一下,睡得很沉很沉。可是,我真是想马上叫醒他,告诉他我所受之托,看看他惊喜的样子。

但我终于没叫醒他。我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大概事由,还有那位女友现在的单位和电话,就离开了。我一再嘱咐老兵,他一醒来就告诉我,我要和他说个重要的事情。

回到病房已经是凌晨2点了,我困得不行,连打两个哈欠,眼泪也出来了。高静在看书,好像很习惯夜班了。她说:“你去睡会儿吧。”我说:“好,我去睡会儿。如果军医来了你就叫我。”高静说:“好的。”我去了值班室的小屋,脚上暖着高静给我灌的热水输液瓶,很快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时,走廊一阵嘈杂。我拉开灯看表,7点了,不明白高静何以没有叫我。我连忙爬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去,高静还坐在那里看书,好像我的离开只是一瞬间。她抬起头看见我说:“怎么起来了?我还想让你多睡会儿呢。”我说:“那个军医呢?他还在睡?”高静说:“不知道,一直没来过。”我觉得不对劲儿,咚咚咚地跑上楼去。

跑到那间特护室,看见受伤的小战士仍插着各种管子躺在那儿。但在他身边的已不是军医了,而是那个老兵。我连忙问:“军医呢?”老兵说:“走了,4点走的。”我大吃一惊:“怎么走了呢?他不知道我要找他吗?”老兵说:“知道,我告诉他了。我把你的纸条给他了。”我很失望,怎么会这样?早知如此我就不睡觉了。

老兵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说:“喏,这是他留给你的。”

我连忙接过,打开看,上面是龙飞凤舞的一行字:“对不起作家,来不及和你见面了,我必须8点以前赶回部队,家里没其他医生了。谢谢你,我会和她联系的,也请你把我的电话和地址转给她。”后面就是他的电话和地址。

我就这样错过了一次精彩的邂逅。我放好纸条,走过去看小战士,看这个19岁就遭遇了重大挫折的孩子,眼泪又忍不住掉下来。不知是不是麻药的作用,此刻他的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安详,平和,充满稚气。我心里默默为他祈祷着,好半天才难过地离开了病房。

太阳升起来了,天地通明。我走出医院,到街上的邮局给远在北京的女友发了一张明信片。简单地告诉她我昨夜的遭遇,最后我说:“我是因为你才遭遇这个夜晚的,但这个夜晚对我来说,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你了。”

我想她不会明白的。就像没来过西藏的人,总也无法想象风雪高原有怎样的风雪。我把一张小小的明信片写满了,然后意犹未尽地丢进了邮箱。丢进去后我才想起,我忘了写上那位军医的地址和电话。

很久之后,我的女友告诉我,军医给她打了电话。其实我已经不关心后面的事情了。我对他们的关注,到那天晚上为止。

在西藏,总有奇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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